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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的经济下行期，如何选择合适的宏观政策？毛振华认为，“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分析过去四十年中国经济取得成功的原因，或许有助于为当前问题找到答案。毛振华分析，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成功大致可以归纳为四方面经验：在上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短缺经济时期，改革解放了生产力、发展了生产力，“改革”是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经验；在本世纪初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中国加入WTO后积极向世界展开怀抱，“开放”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二重经验；在金融危机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通过“债务—投资”驱动模式稳增长，对未来需求的透支是这一时期中国经济保持较为平稳增长的重要因素；此外，九十年代末以来，针对有效需求不足问题，我国与创新相关的体制机制设计逐步落到实处，以率先模仿为主的创新对中国经济增长同样产生了重要贡献。毛振华表示，当前仍属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期，宏观政策的选择尤其需要重视过去四十年发展的政策得失，“则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毛振华提出，不能再走过去十年加杠杆稳增长的老路，避免再度依托国有企业稳增长，而是要做好增量改革，要坚持把短期调控与中长期目标向结合，推动中国经济转型与高质量发展。在具体的政策选择上，仍需坚持稳增长、防风险双底线思维，重点推进兼顾稳增长与防风险的改革，如将提高股本率作为基本国策、推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等等。

对于投资资产规模较大的问题，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下称“联合资信”）在“黎都农商行2019年跟踪信用评级报告”中指出，在宏观经济下行、企业债券违约率明显上升的环境下，黎都农商行投资业务的信用风险明显加大。营收主要靠投资收益公开信息显示，黎都农商行前身为成立于2007年的长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2013年12月经原中国银监会山西银监局批准，原长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改制为山西长治黎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counterpoint提供的数据，目前手机ODM厂商第一梯队两家公司占市场份额比重已达45%，近乎占据半壁江山。这对于行业内非头部公司带来的压力可想而知，近年来，部分公司开始成立自主手机品牌，或延伸至其他产业链布局。目前尚未有明显成效，手机代工部分的业务仍占据ODM厂商的绝大部分收入来源。

受新能源汽车项目建设从严审批、融资环境每况愈下影响，多家签约江西新建基地的厂商开始将目光转移到代工合作的备选项上。这也是绿驰汽车九江基地靠自建工厂申请资质无门后，与长安汽车合作，将原长安铃木第二工厂用于绿驰首款纯电动SUV制造的主要原因。今年6月4日，爱驰汽车向长安汽车下属合营企业江铃控股增资17.47亿元，获得后者50%股份，成为其最大股东。而此前江铃控股上饶分公司投资43亿余元新建的年产10万辆纯电动车生产工厂，将成为爱驰汽车的生产工厂。

谁将接手此次转让的股权？这将会对海南银行的经营带来什么影响？《中国经营报》记者就上述问题向海南银行发送采访函，截至发稿，并未回复。根据海南银行日前披露的2018年年报来看，截至2018年末，该行的资产、负债规模均出现下降，而在盈利方面，营收和净利仍保持一定幅度的增长。不过，记者发现，成立三年多以来，海南银行的营收结构一直是利息收入占比较高，且存贷款业务开展较大程度依赖关联方资源。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董希淼向记者分析，实体企业持有银行股权拿出来拍卖的较多，预计类似银行股权司法拍卖的情况还会出现。“原因在于：一方面，受‘两参一控’的要求，不少不符合要求的银行股东要逐步退出；另一方面，实体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企业自身存在资金短缺等困难，不想再持有银行股权，需要拍卖转让以盘活资产。”